本文首次发表于克雷格·怀特博士（Dr. Craig Wright）的博客，https://craigwright.net/

所有积极的社会变革都是有代价的。

当前企业的许多高管试图辩称，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创造利润（Friedman，1970/2007）。但是，如果企业仅仅是为了盈利而存在，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如果不是为其所在的行业而是为整个经济创造最好的回报率的话，都应该停止运营。例如，如果金融股的回报率为7%，而你的公司盈利3%，那么“利润就是一切”的观点将迫使你关闭公司，然后将资金进行再投资。显然，这样做既不符合社会利益，也不符合公司经营者的利益。创立公司的人是在希望得到回报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他们知道可能会有所亏损。因此，很明显，企业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这其中还有其他目的。

企业的任务是盈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就不会存在。但是，任何活动都不是只针对一个单一结果而进行的。尽管Friedman（1970）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赚钱，而不是做其他的事情，但这一观点听起来似乎很空洞。首先，Friedman提倡的观点是企业为代价而带来短期利润。许多成立了几十年的企业发现自己受到了内部成员的攻击，因为他们的管理层试图为股东争取快速收益。这导致Steward（1992）等研究人员称华尔街只不过是一个贼窝。在许多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管理也不过如此。短期利润往往是以牺牲长期收益为代价的。

例如，汽车制造商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而存在，而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一种运输方式才存在的。我将以特斯拉为例开始分析。该公司从创造电动汽车的概念开始运营。创始人和公司其他人提出的目标是提供一种不需要使用化石燃料的运输方式。它也有一些负面影响，锂电池的许多原料都来自冲突地区，而且它是有毒的（如钴），但特斯拉创始人创造社会变革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

寻求改变并不意味着改变就应该发生。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是积极的社会变化，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厌恶。商界人士的观点可能与更广泛的社会观点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他们没有达成一致的那一观点上，事情就不会理所应当地产生敌对。所有积极的改变都来自于少数人的行动，这些行动恰恰违背了现状和多数人的决定。

因此，正如Pfeffer（1998）所指出的，当把一名公司的员工放在优于纯粹回报的位置上时，获利就变得更加可行了。从长期来看，它甚是更加有利可图的（Mackey & Sisodia，2014）。正如Simpson、Fischer和Rohde（2013）所解释的那样，长期盈利的能力，以及按照道德体系（如有意识的资本主义）行事所获得的回报，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好的长期回报。

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奴隶制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奴隶制现在是一种几乎地球上每一个人都痛恨的体制。然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奴隶制度还是被接受的。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业务，它几乎涉及到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群体。尽管存在利益上的争论，因为个体们决定做出改变，社会还是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始于英国，英国政府使用武力以确保其他国家会发现奴隶制带来的问题（Law, 2002）。

皇家海军封锁了跨大西洋走廊的奴隶运输航路。海军封锁航道的实施行动使得贩子向美国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奴隶的成本变得更高，这就迫使他们不再能够再继续这一活动（Drescher，1990）。与此同时，英国的公司，包括被授予国家垄断地位的各种贸易公司在内，都与英国政府一起采取了行动，商定了制止此类行为的条约。所有这一切对英国来说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Eltis，1987）。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经常被诽谤的英国政府与英国公司的利益，例如Rhodes拥有的利益或1838年至1877年与非洲达荷美王国谈判得到的利益（法律，1995年）。这些非洲国家积极剥削邻国，将邻国公民卖为奴隶。在宣扬全球主义观点和民族主义思想瓦解的现有概念下，英国通过谈判结束奴隶制并试图推动变革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是有害的。然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因这些行动而改变的世界中。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企业还是其他实体，任何实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利益。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也不是所有的变革都是好的，但是发起一场运动或创办一家公司的个体都会寻求他们认为最好的结果。我们需要权衡的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回报，甚至是对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回报，而是需要权衡可能发生的变化。所有的改变都会对一些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另一些人产生消极的影响。困难之处就在这里：我们需要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对我们自身以外的事物或人具有长期影响，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并不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