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被发表在Craig Wright博士的博客上，经由作者同意后，我们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看到的主要问题源于人们对技术力量的一种无节制的信仰。美国建立于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然而，人们对能够管理大型行业或集团的行政人员的官僚能力的信心导致了一种信仰的产生，即官僚式控制将比资本主义竞争更有效（Jacoby，2004年）。Zunz（1992年）讨论了泰勒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福特和他的模仿者所使用的装配流水作业法。雅各比（1973年）展示了这些想法是如何导致世界官僚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信仰，以及兴起的近乎宗教的意识形态，导致了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其中包括苏联、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遵循马克斯·韦伯（Krygier，1995年）的错误观念，他们认为官僚制度在现代商业或政治结构中既是必要的又是高级的管理形式。官僚体系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中央集权控制结构和政治体系的发展。正如Miller（1988年）所表明的，美国开国元勋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在于保护个人的必要性以及确保政府不会变得过于集权。然而，这种毫无根据的相信官僚机构的力量可以比个人更好地解决所有问题的信念，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日益集中的控制权结构和权力基础。

Banta（1993年，第29页）展示了即使是资本主义工业也曾试图确定“一种最佳方式”，从而导致了一种信念，即特定的行业领袖可以做出比其他个人更好的决策。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许多人错误地声称苏联比美国现有的系统更有效率（Nearing & Hardy，1927年）。随着整个苏联出现持续的粮食短缺问题（Furniss，1932年），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应该被视为明显错误。苏联报道的虚假信息和威权政府的宣传系统导致研究人员假定，国家资本主义与控制系统（其中包括德国实施的系统）更有效率（O’Brien，1945年）。较之自由放任制度，这些作者觉得极权政府忽视了导致美国工业增长的有利条件，他们质疑极权政府（Sweezy，1944年）的经济效率。

不幸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Sturmthal，1943年）等经济学家被社会控制系统远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错误观点淹没了（Lange，1936年）。如米塞斯和塔克（1945年，第1页）有效地论证了“经济计划”一词主要是“作为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经济管理的同义词”。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个人拥有的知识总量一直都超过官僚体系能够处理的信息总量。然而，人们对于科学管理和科学主义的错误信仰导致了极权制度的兴起，以及人们继续走向斗争之路。

许多人误解了在当地贸易体系中发展起来的系统的复杂性。虽然使用工业大规模生产技术可能大规模生产单一产品，但这样做忽视了贸易的本质和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因为个人对许多项目的选择是不可预测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他们的购买步骤程序，政府系统不可能提前确定一个国家中每个企业的培训需求。人们对于闲置的错误观念像科学主义官僚形式的上帝，这一错误观念导致了一种集权力量，这种力量将权力和控制权交与了少数人。评论家们并没有调查这种倾向，而是对冯·米塞斯的经济概念不屑一顾（Basch，1944年）。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扩大了，由少数人维持的权力在美国达到了开国元勋们认为不可能达到的水平，这样的权力在德国和日本等国甚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