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被发表在Craig Wright博士的博客上，经由作者同意后，我们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人民死亡和国家破坏导致许多艺术家过上了一种抽象生活，他们定义了现实之外的东西。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导致了1914年爆发的冲突。二十世纪早期的这种社会经济变化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世界观。这些变化导致了新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在那里，个人用抽象的想法进行创作，在现实之外，他们将其归因于热烈且无限的竞争。爱因斯坦理论的发展，其中包括相对论，从心理层面上影响了许多画家——导致了立体派在1905年至1910年期间的发展。

同时，技术的变化带来了自动化和以工厂为基础的系统的扩展，也带来了艺术家可以使用的新材料的发明，以及新的躯体概念和主题的创造。加上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梦的状态，艺术家们开始把一系列的梦的状态结合到他们的艺术中。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会在诸如布勒东的艺术理论中找到它的发展道路。将治疗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与超我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及由此引入的道德说教的作用，导致了超现实主义作为现实的一项替代品发展起来。超现实主义延伸至具备冲击性和一些人称之为“强迫性的美”。极端的例子包括布鲁奈尔和达利（1929年）的作品，他们把冲击和创伤具体化为唤醒人们潜意识的概念。

勒内·马格里特在超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创作了一些作品。就像从达达主义开始的虚无主义抗议运动一样，这些作品抛弃了学院派艺术的传统和通过传统西方教育传递的价值。虽然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在反对社会现状和权力结构的方法上是不同的。像乔治·格罗兹这样的艺术家从与达达主义运动相关的虚无主义抗议转向了集中表达厌恶，目的是为了抵制他认为与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分子相关的残酷和颓废。

乔治·格罗兹（1893年-1959年）。《社会栋梁》，1926年（布面油画）。

在《社会栋梁》中，格罗兹力图描绘社会主人公的真实面目。在画像中，我们看到既有宗教人士支持，又有军方支持的资本主义大亨。为了向中世纪艺术致敬，资本主义领导者拥有象征取向属性，就像圣人携带圣物以便别人能够识别出他们一样。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对比在于艺术家的关注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寻求一种更具创造性且积极的哲学。格罗兹等达达主义艺术家的虚无主义态度则无视过去的艺术——但仍然融入了一些思想。自相矛盾的是，它们是自我毁灭的。在他们对文化整合的谴责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整合形式。

勒内·马格里特（1898年-1967年）。《人类境况》，1933年。

包括马格里特在内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试图拓展纪念碑意识。我们可以在《人类境况》（1933年）中看到象征主义，这幅画与窗外的场景完全吻合。或者，正如在《社会栋梁》（1926年）中，艺术家回顾了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过去，并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资产阶级观念。

马克斯·恩斯特。《沉默之眼》，1943年（布面油画）。

马克斯·恩斯特（1943年）扩展了弗洛依德的释梦思想，创造了一幅看似平静、能反光的湖的图像。棕色和红色的形状同时暗示着古代的石块运动、岩层、树叶和古老的文明。这位艺术家试图形成新的作品，激发对人类心灵的象征性研究。这种对有机和无机结构结合的探索性研究创造了一种生物与有机结构和岩石以及凝胶状矿物质的融合。

安德烈·马宋（1896年-1987年）。《自动绘画》，1924年。

同时，在马宋的《自动绘画》（1924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开创的自由联想技术，在扩展现实时，在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思维相互作用之间创造并精心制作了一个梦的状态的解析。接下来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包括他的《奴隶市场与消失的伏尔泰半身像》（1940年），展示了将人类潜意识中最深刻的记忆和本能融入艺术的概念。在采纳这种观点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将潜意识融入了艺术过程。

萨尔瓦多·达利（1904年-1989年）。《奴隶市场与消失的伏尔泰半身像》，1940年。

当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试图重组社会时，达达主义者将社会视为荒谬的东西而拒绝接受重组。在恩斯特的《大象西里伯斯》（1921年）中，我们看到了时间和社会的重塑。在这幅作品中，恩斯特把一个苏丹玉米仓改造成一个抽象的来势汹汹的庞然大物或利维坦，它创造了霍布斯式的政府和童谣（即一种幼稚的概念）。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包括一个无头的女性形象，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梦幻般的状态。

马克斯·恩斯特（1891年-1976年）。《大象西里伯斯》，1921年（布面油画）。

在这里，艺术家们展示了对指出生活中不如意事物的哲学层面上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