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美国上诉法院裁定，储存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如Coinbase）的用户信息或是储存在区块链上的信息都不具有《第四修正案》的隐私预期。

事态的进展源于美国政府诉格拉特科夫斯基案的判决。理查德·格拉特科夫斯基（Richard Gratkowski）被指控使用BTC在线购买儿童色情制品。

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一组暗网使用的BTC地址，然后通过法院传票，要求交易平台Coinbase提供曾向这些地址发送BTC的客户名单。通过法院传讯获得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取得了对格拉特科夫斯基住宅的搜查令，特工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包含儿童色情内容的硬盘。

在被捕后和法院审理前，格拉特科夫斯基辩称，他在Coinbase上的交易信息和储存在区块链上的信息具有合理的隐私预期。因此，这次搜查违反了《第四修正案》关于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的规定。

《第四修正案》和第三方原则

一般来说，如果当事人对争议项目有合理的隐私预期，则《第四修正案》保护其免受不合理搜查的侵害。

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诉米勒案和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案中进一步限定了第三方原则，法院裁定自愿移交给第三方的信息不具有合理的隐私预期。

米勒案将第三方原则用于银行记录。史密斯案涉及个人在笔式记录器中的隐私，这是一种记录特定电话所拨电话号码的装置。警察安装了这些记录器。因为，不管怎样，这些电话号码都自愿地提供给了电话公司，所以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认为这里没有合理的隐私预期。

显然，当今社会已经淘汰了座机，并开始脱离传统的金融机构，因此，早就该将《第四修正案》和第三方原则应用于涉及更多现代技术的案件中。

卡彭特诉美国政府案于2018年由最高法院审理，此案判决认为，基于其曝露的信息，手机位置记录信息不适用第三方原则：手机位置记录提供了“包罗万象”的信息和“深入了解一个人生活的窗口，它窥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特定活动轨迹，而是将人们以及（人们的）家庭关系、政治关系、职业关系、宗教关系和性关系完全暴露。”

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官将卡彭特案中的事实与米勒案和史密斯案中的事实区别开来，单纯的通话记录并不能透露太多可识别的信息。拥有手机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位置数据不需要用户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这个也是很强的论点。

Coinbase、区块链和格拉特科夫斯基

那么，对于储存在区块链上的信息，适用性又如何呢？

格拉特科夫斯基案中，法院认为BTC区块链上的记录与米勒案中的银行记录和史密斯案中的通话记录相似，而不同于卡彭特案中的位置数据。与通话记录一样，区块链上提供的信息仅限于转账金额以及发送者和接收者，这些信息当然不具备像手机位置记录那样“包罗万象”的性质。

此外，转移数字货币需要用户的积极行动，而不是像卡彭特案中那样：信息在环境中传输。

法院认为Coinbase案中的信息也类似。法院认为，就像米勒案中的银行一样，Coinbase是一家金融机构，Coinbase与米勒案中的银行之间的区别在于交易的货币。Coinbase与银行处理的是一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远称不上像卡彭特案中所传输的信息一样“包罗万象”，和米勒案类似，Coinbase传输的信息是用户采取了积极行动的自愿行为。

法院确实简要地提到了区块链交易的独特性，并承认，比起通过中介机构进行的传统交易，BTC用户确实拥有更多的隐私渠道。但最终，法院认为，使用Coinbase是一种自愿放弃隐私的行为，因此并不具备合理的隐私预期。

未来

传输给Coinbase等同类网站的信息和分享在区块链上的信息，在性质上，短期内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目前，格拉特科夫斯基案的判决是《第四修正案》对这些情况适用性的权威。

然而，卡彭特案的论点可能仍然适用于格拉特科夫斯基案这一类的案件。卡彭特一案中，手机的使用无处不在，这意味着通过手机搜集和传输的必要信息不能称为是自愿提供给第三方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区块链是公共的，交易所的用户身份信息属于第三方信息。比特币适用于所有实体现金的用例，并完胜借记卡等系统，但它的设计初衷是具有隐私性而不是匿名性；只有现金用途可以保留隐私，但即便是这种用途，在针对儿童色情制品案件中，执法部门也可以采取相应行动。比特币——如今只有BSV，但BTC在追踪性上同BSV仍有一些相似之处——从来不是为匿名犯罪活动而设的。

数字资产当然远没有手机那么普及，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数字资产是否会无处不在，足以让法院将格拉特科夫斯基案一类案件同卡彭特案归为一类，让我们拭目以待。